语言学人｜胡壮麟：松柏之茂 初心弥坚——我的科研生涯一瞥

松柏之茂 初心弥坚

——我的科研生涯一瞥

   语言学人（第17期）

胡壮麟

    摘  要：胡壮麟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数十载木铎金声、滋蓝树蕙，致力于中国外语及语言学教学与研究，著述丰硕，桃李馥郁，影响广泛。2023 年是胡壮麟先生90寿辰，本文以学术自传与学术回忆的形式，回顾胡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他求真务实的治学生涯，以期对中国外语界年轻一代学者的为学之路有所启迪。

    关键词：外语研究；外语教育；语言学；科研生涯；国家战略

【本文作者】

    胡壮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双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国内43所高校兼职或客座教授，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语言规划、符号学等研究。发表论文245篇，编著著作42部。主要著作有《语言学教程》《语篇的衔接与连贯》《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和回归》《理论文体学》《认知隐喻学》《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语言·符号·教育》等。胡壮麟教授是中国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界勤奋耕耘、建树卓越的资深前辈学者，荣获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中国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0. 引言

    2023年3月31日是我九十寿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所属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为我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者让我谈谈多年来从事科研工作的切身体会。这是因为院所领导发现我从1977年以来，出版或发表了很多专著和学术论文，即使1996年退休后，仍笔耕不懈，时有新作。现将影响和推动我从事科研的众多因素做一个梳理，希望对年轻学者有所启发。

1. 个人兴趣爱好

    我从小学五年级便在学校图书阅览室从事义务劳动，帮助老师整理书籍。中学时，我把家中给我的零用钱都用于买书了，基本不买吃的和穿的。逛书店的时候，常常坐在书店地板上看书，沉溺于书中的世界。这初步培养了我收集和查阅资料的能力。

    我另一个爱好是传递信息。我二姐在杭州之江大学上学时，我每周给她发一份自己编的周报，把家中发生的事，横的竖的编排，向她一一汇报。高中时，我曾任校刊记者，上海解放后，我专程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静安区团委了解青年团的任务和建团工作（胡壮麟 2012：47)。进清华大学后，我也曾任外文系周刊的记者。抗美援朝开始后，我被学校任命为“抗美援朝宣传员”。

    我好动笔，从14岁起便开始写诗，尝试着向报纸投稿。1948年我在上海《新夜报》上两次发表篇名“语屑”的语录体短文；1949年2月在上海《新闻报：新园林》发表散文“晨感”（同上：9-10，14，25)。

    所有这些，激发了我关注身边的各种新信息，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2.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1954 年我从北大毕业，志愿报名参军，后被分配到原总参二部资料室任翻译。由于我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完成翻译任务，而是从英美报刊中选择有价值的内容进行翻译，受到了领导的好评。一年后，部领导把我从资料室调到情报处，职务从“翻译”变为“参谋”。一段时间后，我提供了一份美国将在太平洋某岛屿进行氢弹试验的报告，对时间、地点、规模、战略意图均有分析。时任部长刘少文将材料上报国防部时任部长彭德怀，彭部长又上报中央书记处，均受到好评。为此，总参政治部给我评了“先进工作者”。刘少文部长说我能提前几个月预报美国的氢弹试验，而很多人往往是在事情发生后做一个总结，情报价值主要在于时间性和预见性，马后炮是没有用的。后来，我整理过一份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的材料，以“吴处”的笔名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后又由《光明日报》转载（同上：49-51)。

    1959 年末我调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情报资料室，最初在翻译组工作，任组长。不久，室主任发现我有搜查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我调为情报组组长。由于这个组的成员大多是农业大学各专业的毕业生，这使他们一时难以接受。在这个情况下，我虚心学习，报名参加中国农业大学的夜校，选了“养猪学”这门课程，同时学习俄语和日语，提升多语种材料收集的能力。不久，我考虑到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于是决心了解美国和印度发展农业的问题和经验，前者如何以高科技促进农业生产，后者作为人口大国，如何面对落后的农业生产。这项研究受到中联部的重视，向农科院点名要我去该部汇报。这说明研究课题的选择要结合国家的战略需要。

3. 理论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前夕，教育部开始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商谈，邀请英国专家 Geoffrey Leech 教授和 Nuttal 女士来华授课，对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师进行培训。我报名参加了，并担任第二组组长。由于我给越南留学生和工农兵学员讲授过英语语法，在讲习班上我向Leech教授提议，希望他的讲课内容能够包括英语语法的最新变化。Leech教授说，如果要他讲英语语法，必然涉及语言学的知识，不然没法讲透，我们也会听不出其所以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linguistics（语言学）和communicative linguistics（交际语言学）这些专业名称，也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理论概念与教学的关系。说得直白一点，语言学理论对教学起着指导作用。教学也好、科研也好，没有理论的指导，很难进行和提高。

    后来，在同组的北京语言学院方立老师的安排下，我们把讲习班的讲授内容和学习体会写成多篇文章，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增刊）上发表（胡壮麟等1977）。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语言学理论与外语教学，它们是我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先声，而且是结合语言学理论的。

4. 专家的指点

    Leech教授在华讲学引起了我国教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讲习班结束后，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先生亲自去北京语言学院探访方立老师，向他了解学习班的教学情况和有关语言学理论。中国社科院语言学研究所赵世开先生也经常和我们座谈。这使我们更加懂得语言学理论和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选拔中青年外语教师出国进修，条件是要通过正规考试。当时许多副教授和讲师怕考不取丢面子，不敢报考。我时年45岁，鼓起勇气向西语系领导提出报考申请并获得同意。经过教育部组织的笔试和口试，最终得以录取。赵世开先生问询后，建议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学习当时国内不太熟悉的“伦敦学派”，因为该学派创始人Firth的学生Halliday是悉尼大学语言学系的系主任。没有想到的是，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不专门开设有关伦敦学派的课程，但所开设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课程会涉及“伦敦学派”，从此我走上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探索之路。
    进入悉尼大学几个月后，赵世开先生来信向我组稿，让我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收集材料介绍新兴的“Pragmatics”(语用学)。我立即向Halliday请教，才知道该理论接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他还推荐我阅读学校图书馆的 Journal of Pragmatics杂志。最后我写成“语用学”一文交给了赵世开先生，并作为首篇发表于1980年《国外语言学》的第3期。感谢赵世开先生对我的指引(胡壮麟1980：1-10)。
    在悉尼大学攻读荣誉硕士(M.A. Honours)学位时，我的论文选题原为研究澳大利亚英语的特征，导师Halliday不太赞同，认为我超不过澳大利亚本土出身的研究生。最后在他的建议下，我改为研究汉语的语篇特征。回国后我将主要精力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使得该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以发扬光大，并对国内的英语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5. 学科负责人的责任和担当

    1981年5月我从澳大利亚留学进修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英语系副主任和系主任。在此期间，我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如何协调好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系室领导工作和个人教学研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维护北大英语系的文学传统。我的具体措施是坚持以下几点：(1)系室领导必须有一位是讲授英美文学的教师；(2)不干预英语文学课程的设置；(3)科研活动，特别是学术会议，对英美文学、语言学、大学英语教学三者平等对待和支持。除比我早一年回国的姜望琪老师被学校安排为研究生开设“语言学”课程外，我被通知为本科生开设该课程。我本人还开设过“文体学”“语篇分析”“语言测试”等课程，能为语言方向和文学方向的本科生共同接受。
    就本人研究而言，我回国后曾向赵世开先生表示想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的意愿，但被他劝阻。他认为我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上，不要急于参加学会。我认为他的建议是中肯的，与此同时，我也尽量回避在北大召开各种学术会议，让大家少一份负担，多一点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
    改革开放后，教育部曾陆续成立“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更名“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在澳大利亚留学后期，北大西语系领导便通知我已被推荐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委员。待我回国后获悉，由于我的职称是“讲师”，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至于“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北大有李赋宁先生和另一位老师参加。虽然我不是委员，但李赋宁先生每次与会，总是把我带上，因为我熟悉北大的英语教学情况。不久后，教育部增添我为委员，并担任英语组副组长，有趣的是，我这个当初没有资格参加“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讲师，晋升副教授和教授后，被选为“副会长”。
    在此期间，我的科研体现在3个方面：（1）制定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2）制定高校英语专业的测试大纲；（3）与山东大学李延福教授共同主编《语言学教程》（第一版）。这里，我要感谢许国璋先生对我的批评。在制定测试大纲时，选定十来所大学参加测试，我们测试组在暑假阅卷并讨论总结。在向许先生汇报时，我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一是我本人不懂计算语言学，而英语测试有赖于数据统计；二是这样的测试如果在全国展开并阅卷，那我就没有暑假了。许先生对我的批评可想而知。

6. 师生互勉

    我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我让学生自行选题，而不是像国外的导师那样，申请到课题研究经费后，让学生一起参加，自己是“老板”，学生成了“打工仔”。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提出她要写有关“语法隐喻”的博士论文。那时我对“语法隐喻”了解不多，但我没有要求她改换课题，而是自己也找有关书籍阅读学习，在此基础上指导她的论文写作，最后她圆满完成研究任务，获得了博士学位。
    没有想到的是，她获得博士学位离校前来到我家，怀里抱了一大摞书，说她就要离校了，把这些书留给我慢慢看，让它们发挥更大的效用。我后来写了好几篇有关“语法隐喻”的论文，甚至根据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在修订《认知隐喻学》的时候增添了“语法隐喻”这个章节（胡壮麟2020)。
    从学生的研究中获得启示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有一点是肯定的，师生共勉！

7. 退而不休

    1993年，系主任第二个任期期满之后，我向学校表达了希望卸任的意愿，并获得了批准。此后不久，苏州大学为了成立“中国符号学研究会”，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提出挂靠申请。乐黛云主任建议在“符号学”之前添上“语言”二字，以便于审核通过，同时推荐我代表北大挂名担任该会会长，因为此时我已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时间比较充裕。为了呼应学会的成立，我发表了《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一文（胡壮麟1994：49-57)。从此，开始了有关符号学的研究。
    1996年，学校发布了教师63岁便可退休的新规定。我提出申请，也获得了批准。不料，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为了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外语专业应当开展国别研究，指示英语系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并明确让我挂名为中心“主任”，因为我是英语系最早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的。北京大学在 1998 年召开第 8 届全国澳大利亚研究大会时，我一连宣读了两篇论文，一篇研讨东亚危机中的澳大利亚（胡壮麟 2000a)，一篇分析澳大利亚政府通过 West Review这一报告所表现出来的在政策上的有关变动（胡壮麟2000b)。由于每次会议都有论文宣读，到2016 年时，结集出版了《跨越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

8. 新科技助力科研

    1981年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后，脑海中曾同时出现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我回国后要争取多参加学术会议，这样通过在会上宣读论文可促进我的科学研究。第二个观点是召开学术会议需要一些学校出头露面，费时费钱进行组织。因此，每当讨论下届会议在何处进行时，我总是躲开，怕与会者让北大英语系负责下届会议，给自己的单位增加负担。因此，时隔8年，直到1989年8月才召开了我国第一届系统功能语法大会。总之，在当时条件下，即使召开全国性会议，由于条件限制，与会者人数都非常有限。
    2020 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影响了教学和学术会议的召开。未想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学术界以线上会议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矛盾。更未想到，由于无需支出会费和路费，讲学和学术会议竟然增多了，参加者也增多了。由于科技的进步，教师可以居家搞科研、整理讲稿，宣读论文的时间也增多了。线上会议交流大大推动了我的科学研究工作。2013至2018年期间，我每年发表学术论文2-4篇，2019 和2020年为5篇，2021年猛增至9篇。最近，我为英语系汇报2022年的科研成果时，仍有论文6篇。

9. 长江后浪推前浪

    很多老师注意到我为众多学者的专著写过序，至今共164篇。
    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专著的大部分作者是中青年学者。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完成的论著，我应当鼓励，应当推荐。即使有不当之处，可以直言，帮助他们改进提高。有些著作是出版社引进的外文书籍和词典，我有协助推广国外名著的责任。“引进来，走出去”是我们国家出版事业的重要政策。
    但还有一个考虑或许更为重要。这些专著给我提供了学习先进理论、把握科学技术新发展的大好机会。毕竟自己年纪大了，去图书馆已有困难，在掌握网上查阅资料的先进技术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年轻学者。因此，我把写序的过程看作是自己学习理论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些中青年学者的推动下，我得以步入知识的海洋。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10. 结语

    非常感谢《外语研究》编辑部给我提供了一个回顾总结自己数十年来从事科学研究的感悟的机会。祝愿广大年轻学者多出成果！祝愿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23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

感谢胡壮麟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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